1、計算機網絡文化與中國文化具有相同的核心理念

　　在互聯網與現實世界的結合上，Ulrich Sendler發明了一個叫“Simplexity”的新詞，代表工業4.0的核心理念，這很象高爾定律（Gall’s Law）所說：任何一個成功的復雜系統永遠是源于一個成功的簡單系統（A complexsystem that worksis invariably found to have evolved from a simple system thatworked）。

　　Simplexity可以有兩種理解，一是化繁為簡，指將復雜性轉化為簡單性；二是指不改變復雜性范式，但非常容易地——象對待簡單性事物那樣容易地——應對復雜性。互聯網文化更傾向于后一種含義。

　　中國古代哲學源頭上的核心理念傾向于后一種意思。如果把《易》的主題理解為Simplexity，易的意思是“容易地應對復雜性”，其中易的第一重含義是“變化”，萬物變化就是復雜性，古代稱之為“萬物”；易的第二重含義是“容易”，容易到“象對待簡單性事物那樣容易”。容易是一個成本概念，指越復雜，平均成本越低。對《易》來說，成本要低到只處理兩個數——0、1——那樣輕松。《易》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，它在告訴子孫后代，在面對復雜性的叢林時，要回到極簡，輕松應對。

　　中國人把輕松地處理復雜性事務——即處理復雜性時的報酬遞增與成本遞減——稱為智慧。把愛智慧（Philosophy）的人被稱為“佛”。在中國人看來，互聯網時代意味著世界的智慧化。因此中國人很喜歡互聯網，就象回到了家。

　　2、計算機網絡文化與中國文化同源

　　《易》的原理與ICT原理深層吻合點，如邱吉爾的名言：極度的簡潔脫胎于極度的復雜（Out ofintensecomplexities simplicities emerge）。

　　老子解《易》說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”。這里“極度的簡潔”對應的是二，極度的復雜對應的是萬物，萬物具有多樣性（variety）。而variety是大數據的主要特征。

　　二對應《易》中的陰陽（即0、1）。萬物雖然復雜，但都脫胎于陰陽。陰陽在圖形上分別是白和黑，如鄧小平的白貓黑貓，代表的是事物性質中相反的兩端。三不是一個數字，而僅代表0、1的相互轉換。與西方文化特別是笛卡爾、康德的認識相反，中國哲學反對非黑即白的二元論，而強調“三”，即非黑非白的過渡狀態（即inter狀態）。例如鄧小平說白貓黑貓，抓住老鼠就是好貓。騰訊的領導者馬化騰把互聯網成功經驗歸結為“灰度管理”，灰就是三，即白與黑之間的中間狀態。這就不難理解，中國人遇見互聯網，把它理解為inter的net（“網際網絡”），即兩點之間的中庸狀態，因此一點也不覺得陌生。

　　中國在走向二進制過程中，經歷過長達千年的曲折。問題出在孔子解《易》，與老子的“二生三”不同，解釋成“二生四”（兩儀生四象），四生八（四象生八卦），一直到六十四卦。其實，4、8、64，只不過是2的各種衍生形式。但與2不同，它們已不再是simplicities（極簡）。

　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路易十四時期，中國數學家康熙（他同時是一位皇帝）與法國“國王數學家”Joachim Bouvet合作，力圖證明，一個成功的復雜系統（ Algebra，代數學）源于一個成功的簡單系統（易）。但他們的極簡，只證明到4，而不是2。Bouvet的朋友，微積分發明人萊布尼茨最終回到了老子“二生三”的思路上來，他寫道：“中國人已經丟失了卦或伏羲的線形的意義或許已經有一千多年了”。他意識到，《易》的真實意思是二進制。萊布尼茨開發出人類第一臺二進制原理的計算器——帕斯卡爾二代計算器，獻給康熙。

　　2004年，在這件事發生了300年整的時候，這臺計算器終于被送回法國展出。此時，從易的文化基因與ICT精神中成長起來的BAT，已開始成長為世界級互聯網領先公司。

　　3、儒家文化與路由器原理

　　我們的發現并沒有結束。孔子對《易》的權威解釋雖然耽誤了二進制的再發現，但《論語》卻意外地在互聯網原理高度上，成為啟發中國互聯網公司靈感的一個源頭。

　　儒家經典《論語》的主要內容，是對人際關系網絡的指導。核心是中庸，強調兩個節點本身（“粒”）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節點與節點之間的聯接（“波”）。在這點上與互聯網的精神相通。

　　然而，更加不同尋常的是，《論語》描述的網絡結構，十分近似英國伯納斯。李對于WEB的描述，幾乎是一部關于人際關系的路由器說明書。《論語》強調熟人社會，相當于路由器中的OSPF（Open Shortest Path First開放式最短路徑優先。最短路徑的關系，就是熟人關系。路由器同樣找最短路徑來發送信息，只有鄰接狀態才會交換鏈路狀態（LSA）。非鄰接的路由器，要靠鄰接的路由器來“介紹”。就好比騰訊微信中生人必須是熟人的熟人一樣。由于最短路徑隨時隨地變化，要把LSA與路由表分開。如果把路由表當作人際關系的普遍原則，鏈路狀態（LSA），可理解為情境（上下文）。《論語》強調情境相關的錯綜復雜的網絡的生存原則。

　　中國人并不是因為讀了《論語》而對互聯網有所感悟，而是長期浸淫于儒家文化中，因此對小世界網絡等具有一種無師自通的感覺。無師自通，這恐怕就是文化的作用。

　　4、為什么會出現前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“隔代遺傳”

　　相較于“后現代的”計算機網絡文化與“前現代的”中國文化的親近，中國文化與“現代的”工業文化的關系相對疏遠。我們稱這種隔了一個現代化階段的文化相似性為“隔代遺傳”。硅谷和班加羅爾都具有農業文化與信息文化的“隔代遺傳”現象。中國互聯網文化與中國農業社會文化之間，同樣存在這種“隔代遺傳”。隔代遺傳的本質，是文化范式從農業文化的自然復雜性范式，轉變為工業文化的工業簡單性范式，又綜合為信息文化的信息復雜性范式。如此，可以理解為什么Simplexity受到歡迎。

　　英國的農業文化與中國的農業文化，都以個性化定制見長，而不以大規模標準化見長；3D打印出現，又出現個性化定制，也是一種“隔代遺傳”。復雜性在更高的層次上被低成本處理。

　　“隔代遺傳”當然不是復古，觀察硅谷、班加羅爾和中關村，互聯網文化實際是一種揚棄，即肯定一半，否定一半。否定工業化中缺乏定制，肯定工業化中的大規模；否定農業化中的缺乏大規模，肯定農業化中的定制，合在一起成為大規模定制。定制帶來的復雜性成本，被以大規模平臺分享的方式降低了。長尾曲線就是一種折衷，它平衡了規模（scale）與范圍（scope）。

　　有意思的問題出現了：中國與英國都有長期的農業文化可供借鑒，而美國缺乏農業社會。從長遠來看，當大規模定制的文化需要從歷史中吸收關于定制的養分時，中國和英國會不會具有比美國的某種信息哲學上的優勢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