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一個月，不斷接觸到一些關于互聯網治理的新話題，有關于發展與規范并舉推進互聯網立法的聲音，有阿里研究院和網規研究中心寫的《新治理簡史》，還有一本反映海外觀點的書《技術賦權：中國的互聯網、國家與社會》，各種新概念撲面而來，一時間有一點目不暇給。總的感覺是關于互聯網治理的思考正在向深化方向發展，但許多東西還一時看不清楚、想不清楚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認識。

　　我在想，互聯網治理背后是什么問題，在決定互聯網治理本身問題的提出和焦點的變化呢？也許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認同問題。互聯網治理的不同思路背后，是對互聯網的不同認同。互聯網發展已經20年，但對于互聯網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，回答還不是很清楚。

　　比如，說互聯網是技術對不對呢？互聯網技術當然是技術，但說互聯網就是技術，以及推論出技術產業、甚至鄭永年說的技術賦權就是互聯網的主要趨勢，總感到在哪里還不太對勁。當年清代面對工業化時，也是這么說的，工業技術、工業產業、工業技術賦權等等，但問題是，這些說法都預設了一些不明自言的模式，或認為農業社會模式不變，或照搬來西方的模式，看技術能把社會改造成什么樣子。歷史發展最終證明，這樣的問題，有些連問題本身提得都有局限。

　　從現實來看，當新的技術遇到舊的規章制度時，可能既有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問題，也有發展太快需要加以規范的問題，孰輕孰重，僅從技術角度往往得不出結論。

　　如果不是從技術角度，而主要從利益角度思考互聯網是什么，同樣存在一大堆困惑。互聯網會讓誰最受益，讓誰最受害呢？目前對此的研究還難說深入。舉個例子，分享經濟已經火遍了世界各國，各國工會對Uber都很排拒，但在Apple那里，勞動者分成高達85%，互聯網在這里對勞動者的利益到底構成的是沖擊還是提升？沒有看到象樣的分析。而且比較滑稽的是，該對分享感興趣的人默不作聲，而資本家對分享倒是興高采烈。讓人感到這世界變化真快。

　　互聯網是不是社會呢，比如信息社會？這樣的問題看起來很虛，但又繞不過去。

　　一些令人苦惱的問題與此有關。現在時興在家辦公，但會造成自然人與法人不分。這是信息社會重新出現的現象。如果讓自然人都去原來管法人的工商局登記，那工商局是不是應該改名叫工商及生活局，以便把自然人包括進來？但這樣一來，又有問題，按新通過的民法通則第54條，自然人不登記，也可以憑自然人身份從事工商業經營；如果登記，則可以轉為以個體工商戶身份從事工商業活動。這意味著一切倒過來了，自然人從事線上商務要登記，而從事線下商務反而可以不登記。那自然人豈不從線上逆流回線下？這些都屬于對互聯網屬性判斷不清，帶來的現實的麻煩。

　　如果認為互聯網就是傳統工業社會的一部分，通過擴充管理工業化的部門的權力就可以解決問題，很可能事與愿違。中國改革有好的經驗可以借鑒，就是摸著石頭過河，一切看效果，好就推廣，不好就及時調整。

　　互聯網治理面臨這些源于認同的根子上的問題，對中國來說，屬于成長的煩惱。其中的好消息在于，它不說明中國互聯網發展慢了，相反說明中國互聯網發展太快了。成長中的煩惱，需要在成長中慢慢解決。根據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，變革對于適應者來說，會顯得越來越好，對不適應者來說，會顯得越來越不好。舉例來說，不應提出工業革命對就業好還是不好這樣的傻問題。工業革命后的就業與之前的就業是一樣多的，改變的只是就業結構，越來越多的農民，變成了工人。農民都變成了工人，就適應了。如果這個經驗對現在也有效，那么真正要提出和解決的問題，是改變身份認同，積極推動轉型。